www.4964.com:安化楼兴衰半世纪

特稿 毛翊君
这几栋楼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大厦的样板 承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 伫立在北京繁华的地段

每天下午,92岁的徐钦敏常在安化楼下散步,也会看看邻里们下军棋。

 

92岁的徐钦敏喜欢每天下午到楼底晒太阳。楼道里阴暗,缺角的台阶上零星散落着垃圾和狗屎,他拄着拐棍下楼时,要小心绕过。


徐钦敏在这里住了半个多世纪,楼很大,面积约2.03万平方米,它叫作安化楼,曾和共产主义理想紧紧联系在一起。


1960年,北京建起了三栋八九层高的居民楼,作为城市的公社试点,分别位于当年的东城区、西城区和崇文区。安化楼便是崇文区的一栋。设想之初,计划在居民楼里让住户集体吃大食堂,设立幼儿园统一代管孩子等等,最终,这些理想都未能实现。


大楼兴建的时候,徐钦敏刚过而立之年,就职的北京机床电器厂在广渠门大街,不远处正是安化楼的工地。附近工厂下班的人和他一样,常要停下来望一望噌噌上涨的高楼。


原先低矮的平房被拆了好几座,背后的水田和枣树林里的坟头都掩进了大楼的影子里。多年以后,作家史铁生在《九层大楼》中,回忆过自己看见那栋高楼时的感觉,“就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矗立在四周黑压压望不到边的矮房之中,明朗,灿烂,神采飞扬。”


徐钦敏跑去房管所,用自己远在公主坟的40平方米平房,换了安化楼里一间8.7平方米的小屋子,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搬了进去。在他心里,这里更方便,离工作单位更近。这里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不只是因为共产主义的象征,更多的是切实的便利以及未曾见过的电梯所带来的新奇。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安化楼的墙体早已斑驳,历史的涂画痕迹一层又一层,楼梯破败,四部电梯关了两部,公共厨房的油渍沾满各个角落。而与安化楼同时期兴建的位于东城区的东直门北小街东侧的北官厅大楼,已经在2004年率先消失在危房改造的爆破粉尘里。2007年末,建立在西城区白塔寺边的福绥境大楼出现在《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中。


在房价飞涨的年头,有钱的老邻居早已搬离,徐钦敏成了安化楼里所剩无几的“元老”居民。曾热切期盼住进这光鲜体面的大楼的人们,也与自己的悔意做了多年的抗争和平衡。有居民在等待拆迁换房,也有外界人士把大楼跟法国的马赛公寓(1952年建设在马赛市郊的超级公寓住宅)媲美,提出要保护文化遗产。只有所剩的两座大楼依然站在北京城的历史里,不知进退。


“鬼楼”


白发被盖在棒球帽下,徐钦敏的脚步还算矫健。前几年,他逢人就会指出楼内的诸多问题,比如地上的垃圾、厨房的卫生。最让他看不惯的是,他的邻居们让外来者随意又杂乱地租住在里面。


作为公租房,安化楼的居民曾经只需向房管所交月租,大约每月50元。近些年,不少居民悄悄以3000元/月的租金将房子转租给外地务工者。徐钦敏曾义正辞严地指责,这是浪费公家财产。


这两年,他不想再说了,楼里早没有他熟悉的邻居。因为他的较劲,一些居民颇有微词,也并不愿与他交流。2000年之后搬来的居民,多数在等待着拆迁换房,这是楼里最日常的话题。而徐钦敏看尽大楼近60年岁月,只想守着房子过完最后的日子。


楼内的过道阴暗,即便是白天。上世纪的木橱摆在各家门口,上着锁。生活杂物堆在橱柜周围。唯独能透出现代气息的,是歪斜在墙边的几辆共享单车。



安化楼一层,有些老人在大厅里面闲聊、纳凉。


徐钦敏的小屋在三楼东侧拐角,这里曾经住着他一家三口,床还是用木板拼凑着钉起来的。儿子长大之后,睡不下了,三人就拿了几张凳子接在床沿,横过来躺。一个用自行车铁皮做成外框架的暖壶,依然放在水泥地上。


徐钦敏眼见着老邻居搬走,而楼里来了一批又一批对这栋建筑充满好奇的人,有采访的媒体,有找故事的记录者,有电影剧组,还有来这里玩“鬼屋”探险的年轻人。这些人把这里当做历史符号,但人来人往让大多数居民失去了耐心。


出广渠门内地铁D口,往右手边一抬头,就能看见安化楼大门,外人随意进出。大楼门外车水马龙,和破败的大楼相比,仿若横跨两个世纪。周围林立的现代住宅,更令安化楼显得矮小。去年11月,北京南部郊区的一场火灾之后,安化楼大厅两侧的木质大门重新刷了一遍漆,墨绿的颜色在日光下显得饱满欲滴。从楼外看,粉墙白柱的色调没有丝毫褪色的痕迹,拾级而上走向门厅前,有四个立柱,五六人的高度,大厅地面铺着红花方砖,正中曾有个小卖部,正对着两部电梯的门。如今,“开心食品店”的招牌还挂着,但门窗上了锁。居民说,也是在去年的火灾之后关的门。大楼以大厅为中轴向东西延伸,再往南展开两翼,呈U字形分布,主楼九层,两翼八层,能住下288户。原本计划着大家共用食堂的共产主义大楼,如今每家每户都关起门各自过起了自己的日子。


距离安化楼11公里的福绥境大楼,2005年之后,作为防火问题突出的危房,政府来人劝说居民搬迁,90%以上的居民拿了补偿搬离。腾空后的房子就全部砌满砖头,再贴上封条。


曾有358户人家住在福绥境大楼的2.5万平方米内。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二环内,大楼担负着巨大的拆迁成本,所以,拆迁在传闻之后再无下文。如今,仅剩30多户还坚持住在这里,每层三五户,与那些被砖头塞满的空间做邻居。大面积搬迁之后,原先供暖的大锅炉停用了,每户收到下发的电暖器,各自使用,电费报销。另外,50元左右的房租水电费也不用再交。


居民付汝真记得,有些小孩就带着棍子来福绥境大楼里打闹、探险。一次,夜里11点,一个孩子砸门撬锁,邻居报警,小孩也跑了。现在,居民们再碰见生人,有人会不耐烦地说:这里不是供参观的文物保护单位,就是正常的筒子楼,有人就指着拐角被封的房间说,“里面真是有鬼,赶快走吧。”


样板


参加过抗战、内战和朝鲜战争的徐钦敏喜欢谈论政治和国际形势,对于这栋楼,他认真了解过其所背负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严肃地看待大楼的兴起,以及其后的问题,“(这是用)实践来探索经验,(而后)总结经验来指导实践。”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58年末,湖北武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所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


在当年的北京规划管理设计局设计院里,每周六下午,32岁的工程师金诚和同事都会开始政治学习。大家根据“大跃进”的形势务虚,热烈讨论“共产主义是什么”,聊得海阔天空。


肯定的声音是——“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就在眼前”。但没有人想得清楚具体答案。之后的一年,金诚成为被抽调的人员之一,到石景山北辛安体验生活,学习会议精神。收完大白菜,吃公社大食堂,大家感觉不错。他们被要求思考,什么样的居民楼设计规划才符合当前的城市生活。


家里不开火做饭,把家务劳动社会化——这是大家最初“悟到”的——也就是,在居民楼中有统一吃饭的地方。金诚记得,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沈勃就此提出过疑问,“不做饭不是成单身宿舍了?”但没人回答这个疑惑。


现年92岁的金诚坐在北京西城区家中的沙发上,回忆至此,觉得现在看来都是常识的问题,当时并没有人理会,“因为说了不好,说了,那你就得拿个主意出来,拿不出来就(只能按此进行)。”


最后,金诚被要求拿出三座共产主义样板大楼最初的建设方案。楼里设有大食堂、小卖部、托儿所,让居民几天不出大楼也能解决生活问题。另外有活动室,提供歌舞、下棋等娱乐场地。


金诚的初步方案中,大楼带有远景设想——既能满足居住者的单身现状,又得考虑到结婚后的家庭变化。所以,东西走向的主楼是夫妻住房,含有18平方米的起居室和16平方米的卧室,并配有一个大浴室,这样作为一室,算是宽敞的高标配。等有了孩子之后,可将孩子送去西翼的托儿所。孩子上了小学、中学,则独立住在相应的宿舍。


金诚印象中,那是设计院最忙的时期,几项任务同时进行,有时甲方就坐在旁边等着设计图。有时,三天三夜不睡,困了打乒乓球,用冷水洗脸。


初步方案通过后,具体施工图则是交由三位不同的设计主持人完成。负责安化楼的是工程师张念增,现已故去。福绥境大楼的负责人张长儒年逾八十,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他的设计过程。


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人民公社,“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


张长儒当时在设计院2室负责城市住宅设计,正在做门头沟的几栋住宅总平面图,就听闻,“凡是搞住宅的都集中起来,搞公社规划。”


他看过初步方案之后,发现福绥境大楼U字形设计存在采光问题,西侧一翼原先的功能是作为托儿所和中小学宿舍,但太阳落山时,一半房间会有西晒,另一半则晒不到太阳。他便把朝北延伸的西侧一翼改为朝南延伸,整座楼最后变为Z字形。


张长儒想到,单间浴室存在热水往上供应的问题,便在底层增加了一个公共浴室。另外,他将设置在顶层的厨房挪到了一层,还增加了一个出入口,这个出入口也提供给街道使用,“光这个楼用,太浪费。”而考虑到人们每天吃食堂会腻,他又在每层加了一间共用厨房,每户在其间分了个格子间。“可以说是拿我的生活习惯来看社会习惯。”如今,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因此,福绥境大楼也成为三座样板楼里功能最齐全的一栋。就在1960年一年时间里,几栋公社大楼完成了方案设计、施工图修改以及建设施工。


完工之后,这几栋楼成为了明星建筑,楼前是小花园,楼后有哺乳室供双职工夫妻托付孩子。金诚也曾听说过路人的议论,“这怕是头头脑脑才能住的吧?”


失落的设想


“没有一定级别和关系是住不进去的。”金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初确实如此,“我们设计院也有些人住在福绥境大楼里。”


楼里的居民记得,那时每月五六元的租金也并非大多数人能负担得起的。最初入住的人有区里卫生局、房管局或者教育局等部门的中层干部,也有走关系的京剧名角儿,再有就是就地回迁的人。


李秀梅在1962年如愿搬进这栋光鲜的大楼,她的丈夫当时在中国杂技团当演员,成了邻居羡慕的高收入人家。如今,有居民回忆,“当时食堂特别贵,正常收入的人是吃不起的,低收入的就更不敢想。”公社样板楼里的贫富差距悄然显现。


然而,也只有福绥境大楼的食堂运营了短暂的几天。安化楼的食堂并没有如设想的开业,三年困难时期的窘迫支撑不起这份理想主义。金诚记得,那时大白菜的供应都得排队,自己忙于设计院的任务,只能让小女儿放学回家时排队买骨头,跟白菜一起炖汤,增加一点油性。


大楼建成的头两年,李秀梅义务当了居委会主任,起初管的事儿不多,就因为有条件入住的人极少,“一层楼只有三四户”。


彼时,外界对于这栋楼注定有着想象与渴望,他们传说,这里的建筑材料是人民大会堂建设时剩下的。而且,能住在城中心,地段的便利会减轻很多生活成本。比如徐钦敏便是考虑着,自己不用再每天骑两个小时自行车,从公主坟赶着8点到厂里上班。


后来,房管所作为中介,开始面向普通人,让他们以换房的方式来填补无法住满的大楼。“也有些机关团体将自己的仓库换给房管所,而后由房管所分配大楼内的房子给他们无房的职工,这样解决住房问题。”徐钦敏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多年之后,金诚和张长儒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实际的建筑材料就是市面上的钢筋水泥,那个年代,这些普通材料那时都还很紧缺。”建设人民大会堂的建筑材料是不可能拿来建筑这几栋住宅的。


对于自己所有的设计工程,金诚很坦率,三座大楼算是粗线条,“这个任务给的时候就有很大的缺点,当时我们的规范很不健全,防火和抗震不行。”如今,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尽管如此,当年那些住房条件逼仄的人们还是很快住满了大楼。


在安化楼里,李秀梅忙碌起来,“除了吃饭,没有我不管的事儿。”但主要的事情多数是,谁家的孩子放学没带钥匙,帮忙看管这类琐事。“那时候,人多亲,谁都不计较谁。”她说。她曾组织每家交3毛钱的清洁费,雇人来打扫楼道。那已经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了。


赵熙翔属于回迁家庭的孩子,1962年住进安化楼的时候5岁,家里睡的是床板,用两个凳子一架,铺上被褥当做床。


孩童的眼里,安化楼太高太亮,令人艳羡。一放学,同学就拉着赵熙翔,“上你们那儿玩玩儿去!”“干吗呀?”赵熙翔问,他们就说,“坐电梯”。他就领着同学进门,从一楼坐电梯到八楼,电梯有人值守,他们顶多还可以再坐一次。


九楼是活动室,周末有人唱歌,打羽毛球、跳交谊舞的居多。赵熙翔和几个七八岁的小伙伴也会跑上去下围棋。然后,他们再从顶楼,坐着楼梯把手,滑到一层。有时候,还会从二楼走廊的窗户翻出去,沿着大楼向外伸出的平台转一圈再回来。


风烛残年


安化楼的厨房是1969年加上的。在那之前,每家都在门口放一个煤球炉,徐钦敏记得,每天早上,大家出来上班的时候,“楼道三分之二都埋在烟里,人只能弯腰往前走。”几年之后,墙毫无悬念地被熏成黑色。


后加的厨房,每层楼有三个,两翼各一间,主楼一间。多的14户共用,少的10户共用,厨房里使用的是从东郊焦化厂送来的煤气罐,“谁家每天吃什么都知道,菜端来端去也不方便。”徐钦敏说,更尴尬的是,集体厨房没人清理,几十年下来,如今,油渍已经在墙上结出了疙瘩,疙瘩连成串,结结实实地糊满了皮开肉绽的墙面。


之后,很多人开始把灶台上的管子通到自己家,利用厕所的排气扇当油烟机,隔出一半厕所当厨房。设计者张长儒听说后,曾想了一个改造方案,“把阳台的墙打出一个门来,这样隔出厨房。”但碍于没有甲方资金,不了了之。



在安化楼楼顶种蔬菜的居民


原先,公共厨房的水不付费,随意使用,后来由于过于浪费,给每户都专门装了水龙头,各自使用。偷水的现象随之出现,许多人又在自己的水龙头上装了锁头。


上世纪70年代之后,人们生疏了,大家开始分析家庭成分,又怕那句话说错了,就出事。徐钦敏被关了八年牛棚,每天游街,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写着“走资派”,从广渠门大街走到幸福大街,再从光明路回来。


被打乱的不只是每个人的生活,也包括大楼里的规划。安化楼内原先设想的一套房内的起居室和卧室分住了两户人家,每家人的杂物都无处安放,全堆到了过道。


随着时间推移,几栋大楼变得愈发脏乱差。近年,有美院的学生想将福绥境大楼改成青年旅社,计划也不了了之。


改革开放后,安化楼后的哺乳室成了出租的仓库,九楼的活动室变成了技校教室,之后又成了印刷公司,也有一些租户居住。大楼前的花园成了马路,广渠门内地铁通到了门口。每天傍晚,80多岁李秀梅会在大楼门前坐坐。进进出出的邻居之中,她还认识的已经不多。


如今,徐钦敏的孩子去了外地工作,老伴在九年前因脑溢血过世。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墙面上挂着他们当年的照片,床头的墙壁粉白,是老伴走之前重新粉刷过的。徐钦敏把老伴生前的物品仍按原样摆放,看见就是思念。


窗边的绿萝长了十多年,爬满了墙,掩盖住半张窗子。还有一盆植物只剩枝丫,徐钦敏不舍得它死去。他笑了笑说,“不过它也跟我一样,我走了它也走了。”


摄影/本刊记者董洁旭

(应采访对象要求,付汝真、赵熙翔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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